协同推进碳减排与大气污染治理

　　近几年，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成效显著，“大气十条”出台后，各地层层建立了目标责任制，形成了大气污染治理的强力态势。同时，协同效应形成，推动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政策在各地的执行，为推进碳减排提供了重要契机和全新驱动。

　　众所周知，化石能源燃烧是温室气体最主要的排放源，也是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来源之一。随着工业化、城镇化进程加快和能源结构持续升级，我国能源需求刚性增长，碳减排和大气污染治理依然形势严峻、任务艰巨。虽然二者的内在要求有所区别，但实现路径有诸多一致之处，可以统筹推进、协同共治。为此，笔者认为，协同推进碳减排与大气污染治理应着重解决4个问题。

　　首先是合力，政府部门要密切配合，形成合力。面对我国多污染物共存、多污染源叠加的大气污染现状，无论是碳减排还是大气污染治理，都是十分紧迫的任务，需要政府相关部门齐心合力，密切配合，共同推进。

　　当前，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正在从单一污染物控制向多污染物协同控制、单独治理向区域联合防治、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精细化管理转变。生态环境部门既要适应这种新变化，立足于眼前面临的机动车尾气整治、散煤治理、工业污染排放等重点难点问题，落实对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监督责任，也要着眼于应对气候变化需要，提升标准，革新技术，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，促进能源结构优化，推动绿色低碳发展。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大减排宣传力度，提高全民低碳意识，调动企业、公众等社会主体自觉参与和行动。市县政府必须强化主体责任，落实“党政同责”“一岗双责”，按照职责分工，密切配合，形成合力，有步骤、分层次地抓好各项减排政策措施的落实。

　　其次是合拍，具体的政策措施要保持一致，相互促进。国家制定了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《“十三五”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》《“十三五”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》等，提出了很多配套的政策和措施，这些政策措施是相互支撑、相互促进的。这些政策措施中，一部分涉及优化能源结构，这既是大气污染防治的有效手段，又是碳减排的重要手段。

　　需要注意的是，有的措施在宏观层面没有任何问题，但在具体落实中，如果不加以消化就生搬硬套，有可能会适得其反。比如，煤制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，大量使用必会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，但却涉及更高的碳排放和环境成本。如果用煤制天然气进行发电，则其全生命周期的温室气体排放比燃煤电厂还要高，反而会增加煤炭和水资源消耗及碳排放，有可能出现“区域减排、全国增碳”的现象。因此，各地区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，应紧密结合当地实际，综合研判，慎重决策，确保各项措施保持一致，防止顾此失彼。

　　第三是合度，既要坚持市场驱动，也要注重技术创新。在大气污染治理和减少碳排放方面，依靠传统的“拉闸限电”等行政力量强制减排已不可持续。为此，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，建立减排交易制度。当前，我国借鉴国外先进经验，结合国内实际，先后开展了排污权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试点，并取得重要进展。这两项交易制度的建立和运行，最大程度地降低了社会减排成本，更有利于减排目标的实现。

　　笔者以为，无论是排污权交易还是碳排放权交易，都是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运用的经济手段，目的是降低企业的减排成本，利于调动企业参与减排的积极性。千万不能把手段当成目的，认为有了完善的市场交易机制，政府有关部门就可以高枕无忧。因此，在坚持制度机制创新的同时，还要着力推动技术创新，强化科技研发和转化推广，重点加强大气污染物和臭氧的形成机理、来源解析、迁移规律和监测预警等研究，加快重点领域低碳技术研发，为污染治理和碳减排提供科学支撑。

　　第四是合法，加快推动排污权和碳排放权交易立法。目前，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中，除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提出“国家逐步推行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污权交易”外，其他均没有涉及排污权和碳排放权。我国排污权交易试点出台了一些地方性的交易法规，但交易局限在省域或流域范围内，国家层面尚没有针对性的立法和统一标准。碳排放权交易从2011年开始试点，国家将加快出台《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》，虽然可以提供支撑，但在立法上仍显不足。

　　当前，亟待加快制定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法规，适时修订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政策法规。同时，推动制定能够清晰界定排污权、碳排放权产权属性的法律法规，及时出台《排污许可证管理条例》，从国家层面配套完善排污权和碳排放权交易的法规体系，为下一步在全国全面实行排污权和碳排放权交易提供法律支撑。此外，要加强交易管理机构、中介机构的建设，健全完善相关制度，确保公开透明、公平公正。(来源：中国环境报）